“我相信，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这样形容阿来在《云中记》中的写作。

阿来此次创作源起是其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感悟，在川藏长大的阿来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汶川地震时，他目睹了这场骇人的灾难，心灵受到巨大的震颤和创伤。在《云中记》中，阿来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的陨落与重生，通过村里祭师对于亡灵的追念纠结，呈现出自身对于生命、文明的思考。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古老的世界，面临的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异。到了《云中记》，就是自然的灾变对这个世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预，这个干预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应该从阿来的整个创作中估量《云中记》的意义。

　　李敬泽坦言，《云中记》既是追忆，也是召唤。不管世界上有没有灵魂，人都需要有一个行动去召唤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我们通过召唤重建我们的生活，通过召唤确立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李敬泽说。

　　文学评论家胡平指出《云中记》和多见的世俗性写作不大相同，“精神性的写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救赎、宽容等，在世俗眼光中也许都是虚无缥渺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但是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引导人往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念。”他非常欣赏这部作品的写作风范，认为文学有义务表达这种圣洁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情。

　　哈佛大学威尔森教授曾提出阿来的小说里有一种亲生命性，评论家孟繁华对此深以为然，“这是人类对于这样一种非常暧昧的、温暖的情感的表达”。

关于《云中记》的题材，孟繁华认为，“这部小说超越了5·12地震题材，作家在书写生命的时候要提供一个新的反省，这个新的反省就是小说里面要表达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中国的小说。”诗人欧阳江河认为，人在巨大的悲痛和灾难面前，会呈现出一种“失语”的状态，而阿来却找到了这种“语言”，并且把它叙述了出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文，阿来是一个祭师般的文学家，他把音乐的语言也放进了文学作品中去。出于节奏的、呼吸的、换气和转调的需要，小说中有大量的重复，但是每个重复又有非常微妙的区分。”

　　阿来直言，汶川地震中他看到了很多种死亡，所以十分渴望发出一点声音。长时间的思考后他发现，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不止有痛苦和恐惧，还有对华美的、庄严的生命强烈的表现，这一点不虚假，非常了不起。

　　“写了这部小说，我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结束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解脱。”阿来说。

《电鳗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