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越来越多基金公司近年来 越发重视基金经理业绩的长期考核， 但相对排名的存在却始终令基金经理难以忽视短期业绩，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无解命题。
不愿等到年终奖落袋，刚迈入2019年，公募基金离职潮苗头就显露出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开年的短短一周多以来，离职基金经理人数已达6人；离职高管人数1人。
较上述数据更能反映人员波动的是基金经理变更人数。仅今年以来，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的基金公司中，涉及基金经理离任的多达47家。
其中，有较大一部分基金经理离任之后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基金经理一职，且同时卸任多只基金，按照行业惯例，这极可能是离职的前奏，只是尚未发布离职公告。
按照行业惯例，基金公司的年终奖发布时间在次年的4至5月。在这之前选择离职的基金经理俨然已经不在乎2018年年终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若是因业绩太差而提前离职，可能本身就无年终奖可言。
有资深公募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去年底至今的公募离职队列中，因2018年基金业绩不佳而被迫提前离职的并非少数。尤其基金高管的变更，大概率与此相关。
业绩不佳触发离职潮
仅1月10日，就有10家基金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同时还有1家基金公司发布高管人员变更公告。其中，多家公司均是数则变更公告齐发。
以中银基金为例，1月10日该公司接连发布了4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涉及2名离任基金经理。其中1名基金经理同时卸任3只基金，其离任原因为另有工作安排，在“转任本公司其它工作岗位的说明”一项上显示为“无”。
1月3日，东方基金也因连发6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而引起市场注意。这些公告涉及东方主题精选、东方多策略、东方岳、东方新策略、东方鼎新以及东方龙6只基金，这几只基金主要为混合型及股票型基金，涉及离任的基金经理有3名，离任原因均为“公司业务需要”。
实际上，在2018年底就有多家基金公司连发数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如国投瑞银、银华等。其中，银华在2018年12月28日和29日连发8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涉及银华和谐主题、银华富裕主题等8只基金，涉及到的离任基金经理有2名，其中包括颇有名气的周可彦。
就周可彦离任前管理的5只基金来看，在2018年均遭受一定程度亏损。
不难发现，近期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的基金，普遍以股票型和混合型为主。其中不少基金2018年业绩欠佳，且伴随着规模的明显缩水，少部分基金已经沦为规模5000万元以下的迷你基金。
1月10日，沪上一位资深公募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虽然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有很多，但与大环境的关系是始终保持紧密的。就今年而言，或者可以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形成的公募离职大军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与业绩不佳有关。就好比牛市时也有公募离职潮，但那时主要是基金经理为了追求更高的激励而跳槽或者奔私，眼下这波离职潮显然与2018年亏损严重有关。”
实际上，不仅基金经理群体出现人员的大幅波动，去年底以来，基金公司高管离职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仅2018年年底，涉及到总经理变更的就有宝盈、德邦、金鹰等。其中，宝盈基金总经理去职的背后就被市场解读为与宝盈近两年发展步伐落后有关。
公募相对收益考核严峻
公募离职潮背后，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公募基金考核机制带来的现实压力。
尽管越来越多基金公司近年来愈发重视基金经理业绩的长期考核，但相对排名的存在却始终令基金经理难以忽视短期业绩，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无解命题。
1月10日，华南一位公募投资总监向记者谈及了其所在公司的考核机制。该权益总监表示，“我们公司实行三年滚动业绩机制，例如最近一年的业绩占40%，前两年的业绩各占30%；或者是三年业绩按照20%、30%、50%的比重来看。有的基金经理还无法达到三年的任职经历，那么对他（她）的考核肯定是当年的权重要高一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有一个最后的综合打分，根据打分情况来制定奖励水平。就奖励而言，基金业绩行业排名1/2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
上述人士进一步谈道，“虽然是看三年业绩，但一旦基金经理年内在市场排名特别靠后，就要进入观察阶段；如果连续两年在市场相对靠后，则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司不会等到让你连续三年业绩还是很差，如果两年后依然不行可能就要自己主动走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上述人士补充道。
深圳一位受访公募人士向记者透露了相似情况。“我们公司年前也有基金经理离职，该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在2017年业绩排名已经非常靠后，2018年更是难以翻身，最终投资人大量赎回基金，他也只能选择离职。其实公司也没有强迫他离开，但这种情况下基金经理一般也不会再继续留下。”
无疑，相对排名的压力，也是促成基金经理离职的重要因素之一。
《电鳗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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